然而，接下来的几天，周爽发现，还伞的人寥寥无几。她开始意识到，崔浩的“慷慨”可能真的有问题。

一天晚上，周爽和崔浩坐在旅店的吧台前，周爽认真地说，“崔哥，我们得想个办法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”

崔浩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叹了口气，“小爽，我知道你的担心。但你看，今天不是也有人还伞了吗？”

周爽摇了摇头，“崔哥，那只是个例。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像那个中年男子一样守信。”

崔浩皱了皱眉，“那你说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不借伞了吗？”

周爽深吸了一口气，“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。比如，登记借伞人的信息，或者收取一定的押金。这样既能保证伞能还回来，也不会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感到不便。”

崔浩想了想，点了点头，“这主意不错。我们可以试试。”

第二天，周爽在旅店门口挂上了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借伞请登记，收取押金20元，归还时退还。”

一开始，有些旅客对此表示不满，但周爽耐心解释，大多数人还是理解并接受了。几天下来，登记簿上记录了几十笔借伞的信息，而归还的伞也逐渐多了起来。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一天下午，一个年轻人借了伞后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周爽查看了登记信息，发现他留下的电话号码是空号。

“崔哥，你看，这又是一个例子。”周爽拿着登记簿，语气有些沮丧。

崔浩皱了皱眉，“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发生。”

周爽点了点头，“我们需要更严格的措施。比如，要求借伞人提供身份证信息，或者增加押金金额。”

崔浩沉思了一会儿，“增加押金可能会让一些人望而却步。我们可以尝试要求提供身份证信息，这样至少能确保我们能找到他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