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绍，男，三国时期的将领，原吴国南陵督，寿春之战被俘后投降魏国。
建安265年，吴帝孙皓受了谗言，强迫徐绍的部属移居至此。晋文王与皓书曰：“圣人称君臣，然后有上下礼义，是故大必字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后上下安服，群生获所。逮至末途，纯德既毁，剿剿民之命，以争强于天下，违礼顺之至理，则仁者弗由也。方今主上圣明，复帱无外，仆备位宰辅，属当国重，惟华夏乖殊，方隅圯[yí]裂，六十余载，金革亟动，无年不战，暴骸丧元，困悴罔定，每用悼心，坐以待旦。将欲止戈兴仁，为百姓请命，故今命偏师，平定蜀汉，役未经年，全军独克。于时猛将谋夫，朝臣庶士，威以奉天时之宜，就既征之军，藉吞敌之势，宜回旗东指，以临吴境。州师泛江，顺流而下，陆军南辕，取径四郡，兼成都之结盟，漕巴汉之粟，然后以中军整旅，三方云会，未及浃辰，可使江表底平，南夏顺轨。然国朝深惟伐蜀之举，虽有静难之功，以悼蜀民独罹其害，战于绵竹者，自元帅以下并受斩戮，伏尸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于前，犹追恨不忍，况重之于后乎！是故旋师按嘉，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。夫料理力忖势，度资量险，远考古昔废兴之理，近鉴西蜀安危之效，隆德保祚[zuò]，去危即顺，屈己宁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。履危偷安，陨德履祚，而不称于后世者，非智者之所居也。今朝廷遣 徐绍、孙彧献书喻怀，施及中土，岂不泰哉！此昭心之大愿也，敢不承受。若不获命，则普天率土，期于大同，虽重干戈，固不获已也。”
徐绍原本乃是吴国之南陵督，此人智勇双全，在战场上屡立战功。然而，命运却在那场惊心动魄的寿春之战中转了个弯。在激烈的战斗中，徐绍不幸被俘，面对魏国强大的压力和利诱，最终选择了投降。
时光荏苒，魏元帝曹奂登上皇位之后，看中了徐绍的才华与能力，于是大笔一挥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这一要职。不仅如此，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吴国之间的关系，曹奂特意派遣徐绍与孙彧一同出使吴国。
就这样，徐绍带着使命踏上了前往吴国的征程。一路上，他们翻山越岭、舟车劳顿，终于来到了濡须这个地方。可就在此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一些别有用心之人，悄悄地向吴主孙皓打起了小报告。这些人添油加醋地说道：“那徐绍啊，竟然在背地里大肆称赞魏国的种种好处！”
孙皓听闻此言，顿时怒不可遏。他心想：好一个吃里扒外的家伙！竟敢背叛故国，还对敌国赞不绝口？盛怒之下，孙皓立即派出一队精兵强将，快马加鞭去追赶徐绍一行。
没过多久，追兵便赶上了徐绍等人。可怜的徐绍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被五花大绑地带回了吴国都城。孙皓毫不留情地下令将其处死，以儆效尤。不仅如此，就连徐绍的家属也未能幸免，全部被迁徙到遥远而荒凉的建安地区，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徐绍的生平事迹主要产生了以下影响：
对吴魏关系的影响
恶化关系：徐绍作为吴国南陵督投降魏国后，又在作为魏使回访吴国时因被谗言中伤而被杀，这使得吴魏之间本就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，增加了两国之间的猜忌和敌对情绪，为后续可能的冲突埋下了隐患。
阻碍交流：徐绍之死让双方的外交交流受到冲击，此后一段时间内，两国之间的使者往来可能会更加谨慎，甚至减少，不利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和增进了解。
对吴国国内的影响
内部政治氛围紧张：徐绍的死引发了吴国国内的政治动荡，使得吴国的政治氛围变得更加紧张。其他官员可能会因此而人人自危，担心自己也会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受到牵连，影响了吴国政治的稳定和团结。
对外政策调整：徐绍事件可能导致吴国在对外政策上更加谨慎和强硬，对魏国的态度可能会更加敌对，加强边境防御和军事准备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国的战略决策和资源分配。
对个人命运的影响
自身命运悲惨：徐绍原本是吴国的南陵督，在战争中被俘后投降魏国，后又因他人的谗言而被吴主孙皓杀害，其个人命运十分悲惨。
家属受到牵连：徐绍死后，他的家属被迁徙到建安，被迫离开原来的居住地，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。
曹奂生平事迹如下：
早年经历
曹奂，原名曹璜，表字景明。他于正始七年（公元 246 年）降生于燕国的国都蓟县，其祖父乃是威名赫赫的魏武帝曹操，父亲则是燕王曹宇。
嘉平年间，曹奂获封北平亭侯一职，此后他在仕途上稳步前行，先后担任了给事中、奉车都尉以及中垒将军等要职。时光流转至甘露三年（公元 258 年），曹奂又被晋封为安次县常道乡公。
小主，
然而，命运的齿轮却在甘露五年（公元 260 年）发生了重大转折。当时，前任皇帝曹髦惨遭杀害，这一事件震惊朝野。在此动荡之际，司马昭果断出手，将曹奂拥立为新帝，并为其改名为曹奂，同时还让他过继成为魏明帝曹叡之子。
就在同年六月，曹奂在太极前殿正式登上皇位，接受群臣朝拜。尽管表面上贵为天子，坐拥天下，但实际上，军政大权全然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。可怜的曹奂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罢了，他就如同那提线木偶一般，一举一动皆受司马氏操控，沦为了司马氏手中的政治傀儡。
在位期间，这位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，对当时的政治和军事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在政治方面，景元三年（公元 262 年）十二月，他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谋略，毅然决定从益州划分出一部分区域，设立全新的梁州。这一决策不仅有助于加强地方管理和统治效率，还为当地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。同时，为了安抚益州的士民百姓，他特别下令大赦天下，并给予他们一项极为优厚的政策——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，免除其一半的租赋负担。这项政策极大地减轻了民众的生活压力，赢得了民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