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于是在没有多花钱的情况下，就“成功”激活了竞业限制条款，人力、财务和法务部门脑瓜子都很灵活，打出了一次完美配合。

不过要是遇上较真的人，且能收集到相关证据的话，这恰恰是一个判定竞业限制条款不成立的破绽。

张勇说道：“眼下国内的很多企业要么根本不签署竞业限制协议，要么只和几名高管签署，即使签署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漏洞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劳动法对这方面的规定也很模糊，打起官司来也是各种糊涂账。

听说下个月新修订的劳动法对禁业竞止协议、保密协议的使用和范围，都做了比较明确的规定。

可能以后再挖人，特别是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、保密人员，没有如今这般轻松了。”

夏景行微微点头，新修订的劳动法是二号签署政令发布的，可谓意义深远。

在该劳动法颁布之后，国内的大小企业关于禁业竞止协议的使用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普及，尤其在互联网行业，都快成为一种协议滥用了。

以前的禁业竞止协议只和高管签署，以后怕是连小主管，甚至普通员工也要签署一份。

夏景行听说过最为夸张的是一名程序员月薪三万，但是名义上的底薪只有三千，原单位只需要每月支付底薪的30%，即六百块钱就能限制住一位月薪三万的程序员的就业范围。

还有互联网企业将中国前一百名互联网公司列为竞争对手，写在了竞业禁止协议名单上，几乎断送了员工跳入其他大厂的可能。

不管外面的天地多精彩，员工也只能老老实实呆着原单位，美其名曰“员工低流失率”。

这种畸形现象让《人民日报》都看不下去了，撰文说：莫让“竞业限制”成了“就业限制”，一些用人单位随意将普通劳动者纳入限制范畴，不仅侵害了劳动者自由择业、就业的权利，也影响了劳动力资源的正常流动。

差不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有关禁业竞止协议的赔偿案频频登上新闻头条，一名最普通的程序员都被原单位索赔百八十万。

一般人跳个槽都是低调的不能再低调，搞得跟间谍活动一样，生怕被原单位的人力发现并捕杀了。

此时很多高管跳槽，赔偿都没有百八十万，甚至根本就没听说这个说法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

海内控股集团遇到的两起跳槽纠纷，张勇和张大龙跳槽，都或多或少牵扯到了陈天桥和马化滕的面子，不然还真不用闹到对簿公堂这么麻烦。

夏景行淡淡一笑，“只要人过来了就行了，其余的就别管了。再派遣一些员工去羊城吧，帮助张大龙把羊城研发中心和邮箱子公司的架子搭建起来。”

张勇点头称是，有关张大龙的任用，他和夏景行已经沟通很多次了，有着明确而又清晰的规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