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这对于重市而言，并没有增加重市的经济，这一点是大家不明白的地方。”

“这位老先生，你说我要是在重市开一家公司，在重市或者是全国招聘三十个人，您说这三十个人五年内在重市能消费多少钱？

按照人均一年消费一千二来算，十个人就是一万二，三十个人就是三万六千块钱，五年就是十八万块钱。

这十八万块钱要是用到重市上面，它又能带动多少的消费呢？

经济，不是看税收多少，而是看整个重市市面上的流水多少。

这十八万能解决多少重市人的困难，让他们赚到多少钱，内带动多少重市的内需。

而不是在计较算是一家公司一年收入一百万，收取二十五万的税收。

重市是需要这些税收来发展吗？

就算重市有一千家公司，上万家公司又能怎么样？

税收能抵得上重市每年所需要的建设经费吗？

能让重市那些普通老百姓增加收入吗？”

李飞的话让在场这些专家和教授们都不由沉思了起来。

因为，他们最在意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提升，想着收税来提升财政收益。

很少想到提升民众们的收益，一样是可以带来内需消耗。

这也是和很多省份市府追求成绩是有关系。

九十年代的时候，很多市府负责人都是在追求如何提升自己管辖城市的GDP。

GDP的提升和他们的仕途可是挂钩的存在。

所以，九十年代到零零年代的时候，很多市府和省府的负责人都是在追求如何提升自己的成绩。

这也就给很多国外污染环境的企业抓住机会，纷纷把工厂开到国内。

一度导致很多地方污染十分的严重。

最可气的是，很多市府负责人和省府负责人都对这些视若无睹的存在。

就好像，有人举报这些工厂有污染就是在和他们的前途作对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