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官的“望”可以养出来，但文帅的“望”，那是只能打出来的！

昔谢安说“小儿辈已破敌”的时候好像很镇定，可是当朋友惊喜而去，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，待站稳之后便仰天长笑，喜极而泣。

说明什么？说明以当时谢安的地位和威望，在没有一场决定性大胜在手的时候，自己心里都不是那么托底啊！只有当这场大胜稳稳当当拿到手了，才算是真正成了东晋王朝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

然而高务实呢？他在大明虽然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，但要说在文臣中的威望，肯定还是比不过当时的谢安。然而，如果只是单说用兵这一块，他却比淝水之战前的谢安更让人有信心。

扪心自问，哪怕是他申时行，也信得过高务实的用兵之能。作为最大的“反对派”都是如此，其他人自不待言。

所以，在“军力”这一要点上，皇上对高务实必然是寄予厚望的，用此前数次高务实被劾之后皇上安抚他的话来说，那就是“朕深倚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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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来，有这么一个要点被高务实占据，他的地位就已经非常稳固了，古人云“兔死狗烹”、“鸟尽弓藏”，如今兔没死、鸟未尽，高务实的地位根本不可能动摇，这就已经让申时行觉得非常棘手。

可更麻烦的事情出现了：皇上认为高务实不仅是在打仗方面无人能及，于理财一道也是同样厉害，所以当目前的最大的麻烦由军事转为理财之后，居然又抓住机会“以爵赏换晋升”，把年仅二十五岁的高务实直接推上了户部尚书这个要害位置上。

平心而论，其实申时行也觉得高务实在理财方面肯定是很有一手的——这是屁话，看看人家的京华就知道那不是有“一手”，那是有“圣手”啊！

不过，多年来的固定思维还是让申时行有一种怀疑，即高务实的手段用来“齐家”或许没有问题，但用来治国却并不一定那么可靠。

高务实的“买卖”申时行虽然所知不详，但大概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：京华买地几乎从不买田，只买矿山煤田或者海港商地之类——其实这是个误解，京华在安南等南疆各国现在有大量的田土，只是申时行不了解罢了。

申时行认为，这代表高务实内心深处不仅不重农，甚至很可能轻农。别看他在《取用疏》中说什么“无士则国不明，无农则国不稳，无工则国不强，无商则国不富。”其实这家伙心里真正看重的只有工、商。

看看京华就知道，他发家靠的就是工、商！

虽然申时行觉得高务实的立场很扭曲，明明发家靠工商，还偏要在工商两道征税，但申时行觉得这可以解释为高务实为了固宠而不择手段。

但是，你自己为了固宠而宁肯多缴税也就罢了，凭什么也要求其他人都和你京华一样？你知道自己是真正的“储相”，难道其他人也个个都是储相？

当然，这一点暂时不必多想了，反正高务实连奏疏都上了，指望改变他的主意还不如指望改变皇上的主意，至少皇上目前还没表态，还有机会争取。

只是正如以上所言，皇帝以覆灭残元为第一要务，军事上又不得不倚重高务实，现在还在把理财的希望也寄托到了高务实身上，申时行知道，想要改变皇帝的主意也是难上加难。

但申时行还是觉得，不同于军事上高务实已经处于无人可与之相争的地位，他在财政上即便有京华作为牌面，也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，还是可以努力争取的。

正面上可以说他轻农，侧面上可以说他的计划不具备可行性，这都可以尝试，惟独骂他奸佞，说他谤君这些事是毫无意义甚至可能会起到反效果的。

申时行望着一堆找错了突破口的心学派官员所上的奏疏，一时默然无言，心里已经开始考虑起要如何挽回了。

这些奏疏是公开呈上的，本来是想营造出一个“满朝倒高”的局面，让朱翊钧不得不考虑“众议”的威胁。然而现在反而成了麻烦——公开奏疏可不是谁能强压的，尤其内阁不可能强压，因为奏疏经过通政司之后就相当于天下官员人人都能知道。

这个局面和某些权宦蒙蔽皇帝不同，权宦蒙蔽皇帝，是因为该权宦能够完全控制司礼监，而且他只需要将皇帝一个人蒙在鼓里就行了，从“操作难度”上来讲不算很高，只是危险性比较大——出事了多半要被清算。